“宽一分则民多受一分赐，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。”这是明代南安知府张津题写于浙江海宁谯楼的题联。上联，提倡对民实行惠政；下联，诫勉属官务守清廉。张津，明成化二十三年进士，官至户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。张津不受贿，不徇私，依法办事，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和拥戴。这副对联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、也是影响最大的戒贪联。

    张津的“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”的防腐创意，被为官清廉者竞相引用、点化。一百多年后，清康熙江南提督张伯行改写成如下联语：“宽一分，民受益不止一分；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。”据《清史稿》载：张伯行，疾恶如仇，从不与贪官污吏为伍，而且敢于抵制上司的横征暴敛。他离任时，百姓沿途相送，康熙皇帝称赞他是“真能以百姓为心者”。

    山西汾阳知县汤信，则另辟蹊径，从赌咒发誓的角度立意，将张津的防腐创意改造为：“作汾阳一行吏，春温秋肃；受暮夜半文钱，地灭天诛。”汤信，清廉严谨，剔弊除奸，爱民如子，两袖清风，深受百姓爱戴。他自题的这一联，就挂在县衙大堂内。

    过了将近三百年，清乾隆御史钱沣又将张津的创意向前推进一步，他强调，不仅不贪，更要为老百姓办实事：“爱半文不值半文，莫谓世无知者；作一事须精一事，庶几心乃安然。”钱沣，乾隆二十六年进士。他刚正不阿，被誉为清代知识分子的泰斗。当时朝廷内外贪腐成风，他当湖南学政时，前往各县视察。按当时的潜规则，学子要凑钱向学政致意。但钱沣一概不受，当时湖南就传诵着“钱沣来了不要钱”的民谣。不仅如此，钱沣还勇敢反腐。开始，弹劾陕甘总督毕沅贪污，接着，扳倒国泰。钱沣因此而名声大振，一年之内，连升三级，出任通政司副使。

    在强调要为老百姓办好每一件事上，距钱沣约半个世纪的陶澍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清道光年间的陶澍人称“陶青天”，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。37岁升任江苏道监察御史时，挥毫写就此联：“要半文不值半文，莫道人无知者；办一事须了一事，如此心乃安然。”表明了自己抱节自守、为民谋利之心迹。如今读来依然亲切。

     又过了约半个世纪，光绪年初任兴义府知府的余云焕撰联，一脉相承，异曲同工：“不要百姓半文钱，原非异事；但问一官二千石，所造何功？”余云焕认为，官员不拿老百姓的钱财是天经地义的，不值得大惊小怪；问题是，自己拿了国家不少俸禄，究竟做出了什么政绩？做官不能只满足于廉洁，做官要做事，要有作为！

     清顺治十六年任潜山县令的常太忠自撰的法堂楹联，则虑及子孙后代：“赃官贪婪，将图富也，敦知后代不贤，以一掷弃千金，枉自遗百般唾骂；良吏清操，岂望名哉？实痛小民所苦，守千天如一日，难尽保万姓平康。”此联将赃官心态与良吏操守比照成联，颇能昭其心志。常太忠在任时公平执法，不徇私情。康熙二年，升保定府同知。离任时，“攀辕号泣者，络绎于道。”

     无独有偶，潜山还有一清廉的县令，名叫魏其瑸，乾隆二年任潜山县令。他也有一副名联：

   “贪亦何难，只凭天理照来，这般作孽钱，剜肉医疮，怎叫子孙受用？酷真不可，须把良心勘去，那个无情棒，敲肤挟髓，枉担父母称呼！”此联自警警人，刻意良深。任职期间，他兴利除弊，为政清廉。旧志称：“潜人士称颂贤父母者，必曰：‘前有常公，后有魏公’。”

     距张津约四百年的清同治年间，西宁知府龙锡庆，将张津的“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”的创意，加上虑及子孙的考量，在府署大堂挂出下面这副对联：“要一文非分钱，幽有鬼神，明有国法；做半点昧心事，近报自身，远报儿孙。”龙锡庆在任期间，因为公正清廉而受到百姓爱戴。

     清末，政权已是摇摇欲坠，贪贿成风，但官场仍有洁身自好的官吏。乐亭知县仵墉便是。他效法前人立意，加以改造而撰写下面一联以自勉：

    “受一文分外钱，远报儿孙近报身；做半点亏心事，幽有鬼神明有天。”仵墉，陕西蒲城人，光绪二十九年进士。此时，清朝官场已经腐败不堪。但四百多年前张津的“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”的防腐创意，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他，他任上平反了不少冤狱，很受当地民众拥戴。一次，他化装下乡私访。天黑后，发现有人紧紧跟踪，便停步询问。跟踪者是当地的一位农民，回答说：“我认识知县大人。知县大人为我们百姓办事，黑夜单身下乡，怕不安全，我特来保护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