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一则《23岁女儿微博举报爸爸高速上开车打电话》的报道引发了社会对文明行车的大讨论，大家纷纷为“中国好闺女”点赞，但也有少数质疑的声音：“闺女，你难道是为100元奖金举报亲爹？”目前，当事人小陈已拒绝了湖北警方提供的100元奖金。（据《长江日报》）

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、关系社会，“女儿举报父亲”的角色反差，从表面上看不近人情，从本质上看却是源于对父亲的爱与关心：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形下，“女儿举报父亲”是为了提高违规成本，从而倒逼父亲文明行车。

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，68%的司机有过开车打电话的行为，开车打电话反应会慢半拍，视野范围也缩小近一半，事故风险较全神贯注开车增大4倍。如果说女儿劝说父亲是一种私人关系，“女儿举报父亲”则属于公共关系，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理性。“开车打电话”不仅给当事人父亲带来了安全风险，也给高速路上其他司机和乘客的安全带来了威胁。“女儿举报父亲”尽管在路径上有些另类，其对父亲的爱与关心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
文明开车出行，既需要司机内部的自我约束力，也离不开外部的制度效力。在侥幸心理的裹挟下，面对女儿及家人苦口婆心的劝诫，这名父亲依然无动于衷。无奈之下，女儿选择了寻求公共部门的社会支持——让父亲接受交警部门的规训和惩罚，有助于提高父亲的风险防范意识，让出行之旅更安全、更有品质。

在一个社会信任缺失的时代里，“女儿举报父亲”不可避免遭遇曲解和误读。面对互联网上的纷乱信息、偏激情绪和不良社会心态，“中国好闺女”以拒领警方奖金的方式来回击“举报是为了获得奖金”的荒诞论调。交通安全要想从愿望走向现实，离不开公众参与。“女儿举报父亲”不是干涉私生活，而是对公共秩序的一种追求；不是追名逐利的出卖，而是饱含深情的关爱。只有弄清了这两个基本问题，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“女儿举报父亲”的爱与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