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报道,几乎自上海开始拍卖车牌之时,有蛀虫就开始搞内外勾结的“内鬼车牌”。2005年1月至2014年3月间,上海市某国税局原科员傅某某、蒋某某与黄牛陈某某等人,通过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偷盖真章或涂改、拼接等多种手段,骗取私车额度,致使5000张“内鬼车牌”汽车上街,非法获取利益高达2.2亿元。

车牌拍卖的背后,不仅涌动着“内鬼车牌”的暗流,仅仅流出5000张“内鬼车牌”,涉案科员便牟利超2亿元。“内鬼车牌”俨然已成为不折不扣的“摇钱树”。

应该说,“内鬼车牌”尽管涉案金额巨大,但涉案的科员,却并非手握多大的权力,也更没有什么高明的手腕,仅仅是通过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偷盖真章,甚至采取涂改、拼接等拙劣低级的手段,“内鬼车牌”便轻易得手,非法获利竟高达2.2亿元,着实要令人大跌眼镜。

相比“内鬼车牌”的丑闻本身,何以低级别的科员、并不高明的手法,便能绕过“车牌拍卖”并获得巨利,倒是更需反思。“内鬼车牌”是否全是涉事科员一手打造,其背后有无更高的权力保护伞和共谋者,固然值得追问。不过,即便有更深的权力背景,科员的涂改拼接,“内鬼车牌”便轻松出炉,也仍然暴露出管理流程的重大漏洞。尤其是当漏洞又对应着巨大的牟利空间,被钻自然是在所难免。

不过,车牌拍卖留下的“内鬼车牌”出口,固然不可容忍。但仅仅是归咎于管理上出现了低级漏洞,显然还并不足够。尽管“内鬼车牌”的出场,直接从根本上颠覆了车牌拍卖制度的基石,但某种程度上,这恐怕也暴露出车牌拍卖制度本身的问题与不足。虽然有着市场化限牌限车的初衷,但既然是“限”,打着拍卖这一市场机制的招牌,从根本上仍是一种权力扩张的管理模式。随着车牌拍卖的价格屡创新高,必然意味着扩张的权力之下,寻租空间在不断膨胀。既然通过拍卖获得一张车牌,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相当不菲,对于“车牌拍卖”制度漏洞的钻营,对于权力公关的力度,也就必然水涨船高。即便没有上述明显的制度漏洞,扩张的权力也注定难以禁得起寻租利益的诱惑。人为制造出制度漏洞,“内鬼车牌”的不同版本从不同路径出炉,也就在所难免。

基于此,“内鬼车牌”或许只是涉事科员钻了低级漏洞惹的祸,但“内鬼车牌”的背后,限制权利式的公共治理,权力扩张式的管理模式,恐怕本身就蕴含着权力寻租的空间与风险,而这或许更需反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