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交通法规要求，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，而大大小小的驾校，是司机通过驾考取得驾照的主要渠道。不过，一面是驾校收费近年持续上涨，部分城市2015年的学车价格突破1万元，“上市驾校”毛利率普遍超过50%；另一面则是一些地方屡屡上演“驾考腐败”，考官违规收受的“驾考红包”达到千万元之巨。（4月14日 新华网）

 考驾照，去驾校。不过，办驾校，可不是有钱就能办、想办就可办。理解了这个逻辑，就理解了下面的事实：在上海，与2011年年初相比，多家大型驾校的普通C1照学车费，已从每人不足4000元涨至今年春节后的1万元左右。在安徽合肥，近4年来，C1照学费从每人不足3000元涨至4000元左右；陕西西安碑林区，2011年花2300元即可通过全部考试，如今学费已涨至每人3300元。目前，A股已有多家从事驾培行业的上市公司或拟上市驾校，其毛利率均超过50%。可见，驾校涨价是个普遍性现象；而除了一骑绝尘的高速公路，驾培行业在交通运输业中也堪称暴利。

 驾校“高贵”，说到底，是以市场的遮羞布掩盖着垄断的事实。尽管去年11月，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，将在全面深入推进车检改革的同时，推动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——但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：除湖南、辽宁、郑州等少数省份地市外，大部分省市均实施“驾考合一”，参加驾校培训才是办理驾驶资格考试的“官方指定路径”。尤其是2013年以来，新交规及驾考新规的实施，使得各地驾考通过率大幅跳水，驾校学费更是蹭蹭上涨。

 法无授权的“必经驾校”，在实践中已成为明规则。这就带来两个问题：一是垄断地位下的驾校挟私涨价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4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15447万辆，202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2亿辆。正因为行政审批在驾培经营上攒紧不放，面对刚需的驾培市场，供不应求的格局必然要反映到终端价格上。譬如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发展规划明确，到2015年，安徽省的驾校数量为180家，这个数字，仅在2009年基础上增加了8家。二是驾校与车管部门不清不楚的官商关系。以近日宣判的广东湛江驾考腐败“窝案”为例，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就查明，2008年至2012年前，湛江市车管所的39名驾考考官收受驾考考试人员红包，被查后合计上缴“红包”2100多万元，甚至每科考试都有公开的“红包行情”。需要追问的是：驾培领域的贪腐窝案，这仅是湛江一地的“特色”吗？

 这是一个看似无解的悖论：因为看起来是市场化的，物价部门似乎无权干涉驾培价格；但驾校开设又是门槛林立的，最后进入市场的自然不愁没有涨价的信心。唯一的考证机构，唯一的驾培资格取得路径——“高贵”的驾校，某种意义上与各地“打车难”异曲同工。因为有了诸多灰色成本，驾校究竟赚了多少，恐怕自己也说不清楚。行政管制之手对市场捏得太紧，结果必然是民生多艰、乱象丛生。

 提价不提质的驾校是市场的怪胎，驾培考试改革，会是终结乱象的良方吗？